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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10-30 10:16:36 点击量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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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讲一下什么是正佳广场,有的朋友去过,有的没有去过。正佳广场是初代级的购物中心,2005年开业,年客流量达5500万人次。同时,我们也是一家4A级旅游景区,2012年被评为国家级4A旅游景区。过去20年当中,正佳广场服务了将近2700个品牌,所以我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——有人定义我们是文旅企业,有人定义我们是商业地产企业,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品牌,品牌背后依托的都是企业。我观察到很多企业的生长周期:崛起时势头很猛,衰退时速度也快,大概20年左右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关卡。正佳广场至今已历经两代人经营,让我能以更长远的视角观察企业——在35年的发展过程中,我们经历了几次转型:最初是房地产企业,2000年左右,我父亲认为这个方向存在风险,提出要转型。2012年正佳广场开始进入文旅转型阶段,我们称之为“商业地产IP化”,行业内则更倾向于叫“文旅融合”。
     
     
第一曲线年开业后的商业运营。各位可以看到,曲线上有一个“商业破局点”——我们真正摸清商业运营逻辑大概用了四年时间,直到找到清晰定位,才明确了发展方向。一旦商业地产确定定位,我们就从“亚洲体验之都”调整为“家庭式购物体验中心”,所有运营内容都围绕这个定位转向,正佳也由此进入上升周期。那么,什么时候会达到“商业极限点”?我本人学金融出身,通过测算发现,大概在2018、2019年,租金收入会达到峰值。正因提前五到六年预判到这个潜在的极限点,我们在2012年就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。
     
外部环境的变化是转型的重要信号——如果企业发展一帆风顺,其实无需转型;只有察觉到危机、遇到瓶颈时,才需要主动调整。2012年,线年时,我周边只有一家购物中心,到2012年周边新增到三家,现在正佳周边已围绕着24家购物中心,竞争对手大幅增加。此外,我们的租金收入在2018、2019年达到峰值——就像人长身高一样,增长必然有极限。但“往哪儿转”当时并不清晰,这本质上是认知层面的困惑。所以,战略转型中最困扰创始人的,往往是认知局限。
     
2012年确实是正佳的分水岭。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,我去全世界考察了很多地方:巴黎歌剧院、英国皇家植物园、国家美术馆等等,这些文旅景点中,很多都带有商业属性。我发现,即便不购物,游客也能从这些景点中获得精神愉悦。于是我思考:有没有可能打造类似的内容,为市民带来不一样的体验?直到看到迪拜的购物中心——它内置了巨大的海洋馆,我才意识到:商业空间和文旅体验是可以融合的,只不过当时还没有“文旅”这个明确的概念,只觉得“商业可以做成旅游景点”。
     
我想,所有创新者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:缺人、缺资源、缺钱。所以创新的路径其实是相通的:要做一件新事,首先要“找人”——正佳当时也面临这个难题,必须找到懂新方向的专业人才。比如想做海洋馆,就必须请专业的海洋馆运营团队。只有专业人才知道该怎么做,大家后来看到的1万吨水容量的海洋展缸,就是经过大量结构性改造才实现的。最后才是“钱”的问题——虽然说起来简单,但过程极其艰难,规律就是“先聚人、整合资源,最后才谈钱”。如果反过来先找钱、再做事,难度会成倍增加。
2014到2016年,正佳海洋世界正式面世——我们作为房地产企业,在建设执行上效率很高,但这件事也并非一帆风顺,当时受到了很多同行的质疑,甚至环保组织的反对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,我意识到:任何企业转型,都需要重新梳理使命,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。很幸运的是,当时我写下了一句话:“为人类社会创造幸福和快乐,为城市注入想象力”。那段时间我很焦虑,不理解为什么做了一件“好事”,却遭到这么多攻击。我唯一能做的,就是和消费者聊天,而他们都说:“你做了一件好事,我们不用去很远的地方,就能学习生态知识、了解地球”。也是那时,我突然写下了这句话,虽然现在回头看,会觉得有些“狂妄”——我们何德何能承担这样的使命?但后来想想:为什么不能呢?我们确实在为大家创造幸福和快乐。从那以后,正佳以每年推出一个文旅项目的速度,陆续打造了正佳雨林热带馆、正佳科学馆、正佳天文馆等八个项目,持续为市场供给文旅产品。
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呢?蚂蚁集团在公益领域重点关注两件事:第一是“绿色”,第二是“女性”。在绿色领域,我们有一个大家可能熟悉的品牌叫“蚂蚁森林”,现在已有7亿用户;在女性领域,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“数字木兰”。最初我们思考:要帮助女性,尤其是乡村女性发展,同时结合“乡村振兴”的时代命题,我们该做些什么?后来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、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共同支持下,我们选择聚焦民宿行业的“乡村民宿管家”——这个群体中,大部分管理者是基层女性。
     
     
此外,我们还开展了一系列行业性活动,包括技能交流、“木兰夜话”等综合活动。我们认为,对人的赋能需要从心理、技术、数字化三个层面综合推进。同时,我们也在努力推动行业规范建设:参与制定民宿团体标准、开发系统的培训课件,还在支付宝平台上线了助力民宿管家就业、提升民宿吸引力的内容。截至目前,我们已在16个省份培训了8600多人;今年,我们将继续与文化和旅游部、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合作,新增5000人的培训名额。
     
张辉:应该说,任何现象都存在周期性。从大的层面看,有经济周期;在旅游领域,某一种业态、某一种模式也都有周期性。比如民宿,十年前非常火爆,现在已进入调整期;再比如酒店,30年前是市场主流,现在也面临发展压力。当周期到来时,民营企业家们都在探索如何冲破周期束缚,正佳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——从传统商业地产向文旅融合转型。我不想简单评价成败,因为所有民营企业家都在为冲破周期努力,而正佳恰好抓住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这背后也有规律可循。
旅业的周期体现在两个方面:第一,过去我们依靠“庞大人口规模+快速经济增长”支撑旅游市场,这是一种“自然增长型市场”——市场容量随人口和经济同步扩大,比如中国旅游人次曾达到60亿,这背后是庞大的人口基数。但现在环境变了:从人口来看,早年每年新生儿2200万,现在已下滑到800万,未来五年,想再靠人口自然增长扩大旅游市场容量,已不现实。第二,过去旅游发展多为“依托模式”,很多依托“房地产概念”、依托“城市更新”,由此催生了很多新物种、新空间、新业态,再加上传统的“资源依托型”模式,这三种模式支撑了过去的旅游发展。但现在,这三个条件都在发生变化,旅业的周期调整也随之而来。
不过,说旅游业处于上升期,并不是说旅游业里所有项目都在上升。我对“焦作现象”关注比较多,刚才还跟秘书长聊起:2007年,我们社科院(当时还叫财贸所)和焦作合作建立了旅游研究基地,当时学生每年都会去焦作调研。我发现,焦作之所以能持续发展,尤其是云台山,关键在于它总能抓住旅游业里的上升型项目。比如,最早给山岳型景区做夜游的就是焦作,这在当时是很难的突破。而这些年,我们看到很多山岳型景区开始尝试“全球首创”的模式——比如建上山电梯,让行动不便的人也能轻松上山。去年云台山就建了上山电梯,它始终在跟着市场需求走。
要做好旅游业,我觉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句话说得特别好: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”,这才是核心。张老师刚才提到的一点很关键:现在我们想抓市场,但有很多因素制约市场作用的发挥。比如云台山,刚才郭总介绍说建了很大的停车场,但大家知道吗?建这个停车场时没有土地指标,刚建好就被卫片拍到,面临整改压力。这种情况下,地方政府的配合就太重要了——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帮忙解决土地指标,别说建电梯,就算有钱,很多其他事也干不成。
张辉:当前中国旅游存在大量无效存量资产,这不能怪决策者或经营者失误,而是因为没有踩准时代节点。2012到2018年,全国在旅游领域投入了8万亿资产,当时的决策不能说不对,因为那是观光旅游的黄金时代。但时代变了,如何盘活这8万亿资产,就是未来的转型方向。比如景区,过去大部分投入都集中在观光旅游上,云台山也是如此。对非头部景区来说,不能再死守观光旅游这条路——当观光旅游进入场景化阶段,就意味着它已进入下半场,下一步必然会向功能化、技能化转型。山水型景区要结合自身形态和气候特点,向健康旅游、康养旅游、研学旅游等新业态转型,创造新产品、新模式,这才是企业的发展路径。
黄庆委:我是文旅行业的外行,从公益实践的角度看,我认为要重视服务人员的数字素养。为什么叫“数字木兰”?其实我们一直聚焦数字素养提升。最早我们只培训铺床叠被等基础技能,后来发现这是所有机构都能做的事,于是开始探索差异化。举个例子:东乡族自治县的阿英,现在能用AI写民宿宣传海报,还会通过微信朋友圈和客人深度沟通——客人住民宿不只是为了享受,更需要情绪价值。她用工具提高效率,用素养维系客户。上次我带她去北京,还有客人特意追着她交流。这个案例今年被社科院卜卫教授带到了联合国妇女大会。核心就是:文旅行业乃至更多行业,都需要提升数字素养,这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有重要价值。
这两个案例代表了文旅行业转型的两种路径,也折射出整个行业的转型方向。我个人认为,当前中国旅游业正处于周期性转型阶段:前40多年,1.6万家A级景区基本靠“啃老”——依赖老祖宗、老天爷留下的资源,创新不足,除了头部景区,大部分都处于低效运营状态;旅行社方面,疫情前有3.9万家,现在逆势增长到6.5万家,按全国人口算,平均2万人对应一家旅行社,但旅行社服务的人群不到10%,2000人能养活一家旅行社吗?再看酒店,星级酒店的峰值是2016年的1.2万家,现在只剩6000多家——整个住宿业有57万家,其中酒店业态35万家、非标住宿22万家,星级酒店仅占住宿业的1.22%、酒店业态的2%,2%的占比能代表整个行业吗?而且星级酒店数量还在持续下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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